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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同学反映，当小组内部出现态度消极或者能力较差的同学，整个小组的其他成员就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完成任务，仿佛“谁急就是谁的作业”。“之前我的室友计划转专业红蓝对决，就消极应付小组作业，最后我一个人重做了他80%的任务。”梁羽生回忆道。“有一次我们组有同学不参与小组讨论与分工，后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他进行沟通红蓝对决，他才稍微配合了一些。但最终他也只是负责上去念了几段PPT，大部分任务都是我们组其他同学完成的。”浙江农林大学法学院的徐雨萌也深有同感。

记者了解到，目前不少小组作业的打分包括了互评打分。有同学坦言，曾经有一次小组合作过程中他积极推进小组任务，而大部分同学都消极应对，但在最终的评分环节，大家却选择平均化打分。“当时真的觉得很不公平，但当我提出异议时，却有人反问‘难道要给个别同学打低分吗？谁好意思给自己评最高分？’”梁羽生也表示，虽然他没有经历过被迫拉平分数的遭遇，但即便小组内部差异化评分，教师在评分时也会倾向于给同一小组的同学相近的分数，互评对每个同学的成绩影响并不大，一些“搭便车”的同学依旧可以取得高分。

此外，记者发现，熟人组队的现象在大学小组合作过程中尤为普遍。相比能力，学生更倾向于和态度良好的同学组队，而大部分同学都认为，熟人往往更方便进行沟通，态度相对来说也会更好。因此红蓝对决，学生会更倾向于选择自由组队而非老师随机分配组队。“熟人好办事，如果老师随机分配组员，沟通难度会大大增强。”于榕表示。华南理工大学信息工程专业的张兴也说，自己在组队的时候确实会优先选择熟人红蓝对决，但如果有机会，他也希望可以打破“熟人组队”的现象，和更多优秀的同学合作。

“小组合作正好有利于解决这个问题。”储朝晖表示，个体独立完成作业难以达成小组共同完成作业所产生的最佳效果。“协同理论强调‘1+1＞2’和成员相互间的有效协调。‘合作能力’不是指在某个时间段内与他人相处得如何，而是指需要共同完成任务时是否能够与他人达成高效能且友好的合作关系。”储朝晖认为，大学课堂的小组合作就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广阔的交流协作平台。教师有意识地给学生布置小组作业，反而有利于完善学生人格并提升学生的沟通合作能力，促进学生的社会化。“我们不能因为学生埋怨就否认小组合作的价值。”

对于互评体制，储朝晖认为，小组作业各环节复杂，想要形成一个绝对公开透明的互评体系是很困难的。之所以会产生小组评分的结果与实际不符，是因为小组内部成员的评价能力不一致。在互评过程中，人们往往会高估个人贡献而低估他人贡献。“如果一个人可以做到客观评估自己，那他也可以做到客观评估他人。而这需要小组成员共同增强自己的合作意识和合作能力，促进小组内部的协调与合作，从而真正有效地解决根本问题。”

关于熟人组队的问题，储朝晖直言，他不赞同熟人组队，相对而言，教师随机化分配小组成员更有利于学生成长。储朝晖认为，熟人组队从合作效果上来看未必比随机组队更好。“有些同学在陌生人面前不好意思偷懒，但在熟人面前反而更容易偷懒。”其次，熟人组队会导致学生无法走出舒适圈红蓝对决，难以提升学生的社交能力和合作能力，背离了小组合作的初衷。打破熟人组队的现象，需要同学发自内心认可小组作业的体制，提升对小组合作的价值认识，提高合作意识，而不是选择逃避问题。

储朝晖表示，想要解决根本性的问题，需要每一个同学共同的努力。学生应该抱着积极的心态进行小组合作，提升小组成员内部的合作意识和沟通协作能力，形成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或许我们无法促使所有学生都进行心态和意识的转变，但我相信，只要有部分同学改变，就会产生带动效应。我很希望看到这种效应的产生，这样才能渐渐解决学生在小组合作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