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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桂英经历过三次死里逃生。 1937年，南京大屠杀发生时，谢桂英只有13岁，她的父亲、两个舅舅与弟弟死在日军刺刀之下。漫长的余生，这些记忆始终在她脑海里挥之不去。 去年12月，新京报记者曾去养老院看望谢桂英。那时，她住在养老院一个约5平方米的单间，护工正为她轻轻梳理白发，瘦瘦小小的谢桂英垂着眉眼，安静地偎在护工身边。 大部分时间，谢桂英都躺卧在床上。衰老一寸寸压住了她，浑身骨头疼，睡眠也被分割得断断续续，胃口时有时无。但她的头脑仍然清醒，她说自己一闭上眼，仍然能想起那些往事细节。 吃过很多苦的谢桂英选择珍藏善意的甜。在谢桂英生前留下的一个小信封内，装着她收到的一张小画，上面画着一位穿旗袍的女子与一位穿和服的女子手拉着手，一位日本女性用中文写道“谢桂英大姐，祝我们友谊长存”。 5月15日，谢桂英去世，享年101岁。今年已有六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去世，截至目前，登记在册在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26人。2024年12月5日，养老院护工正在为谢桂英梳头。新京报记者 李照 摄 有时一闭眼就能想起那段历史 见过谢桂英的人都会说，她是一位聪明坚韧的老太太。 2022年重阳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以下简称纪念馆）举办“百岁宴”活动，谢桂英也参加了，离开时，她依依不舍地说彩名堂，“帅哥美女们，谢谢，等我100岁时再来。” 几年前，纪念馆工作人员与社会爱心人士为她庆生时，她很开心地说，自己的身体还算硬朗，“等着过百岁生日呢。” 而真正过了百岁生日，谢桂英却有种说不出的伤感，“我有很重的思想包袱。”她说。 去年6月，考虑到下一代也年事已高，谢桂英从长期照顾她的侄女谢学清家中搬了出来，住进了南京鼓楼区一家养老院。起初她的生活还能自理，后来大部分时间都躺卧在床上。 去年12月，新京报记者曾前去探望，彼时她意识清醒，听力也不错，躺在床上的她半眯着眼睛对记者说，“我有时候一闭眼，就会想起那段历史，想起我的爸爸妈妈。” 1937年，13岁的谢桂英一家住在南京下关栅栏门3号，以种菜为生。谢桂英排行老二，她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1937年8月15日以后，日本军机不时在南京上空投掷炸弹，警报频繁。谢桂英的母亲带着几个孩子逃到八卦洲，父亲和叔叔则留在老家看家。 几个月后，谢桂英和家人听闻父亲的死讯，他们坐小划子（木船）回到南京燕子矶。当时日军已经入城，沿途景象让谢桂英感到害怕，到处尸横遍野，“我们路过原来金陵船厂那个位置，附近长江水都被染红了。”回到家里，谢桂英发现，父亲已经被日军杀害，死状惨烈，“脸都被狗舔没了。” “我这里还有个疤。”谢桂英指了指自己的额头。她记得那年冬天，她带着弟弟去挖野菜，碰上了日本兵。日本兵将弟弟重重摔在地上，拖着谢桂英的两只脚在菜地里转来转去，她的头磕碰到石头上流了很多血。 那时候家里没有药，母亲用柴火灰按在她头上止血，从此留了疤，而年幼的弟弟不治身亡。“我家被日本兵杀害了4个人，我爸爸，两个舅舅，还有2岁的弟弟。” 尽管谢桂英曾多次讲述这段往事，但有些细节直到近几年才吐露。2021年中秋前夕彩名堂，纪念馆副馆长去探望谢桂英时彩名堂，她哭着说起第三次遭遇日本兵的暴行。有一次，她躲在床下被日本兵发现，“日本兵看到我，把皮带解开彩名堂，我说‘洋先生，洋先生，我是小孩’，但他还是不饶我……”“可怜，我一星期不能吃饭，是母亲用米汤喂我。”2024年12月5日，新京报记者曾去养老院探望谢桂英。新京报记者 李照 摄 珍藏善意 这段痛苦的历史，谢桂英不仅在国内讲述，也在日本讲述。 2002年，谢桂英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仇秀英受邀参加日本友好市民团体“南京大屠杀65周年全国联络会”在日本多个城市举行的南京大屠杀证言会。到了机场，儿子姜忠荣才接到她的电话，谢桂英说自己要去日本了。 “那是我第一次去日本，我曾经想过这辈子也不要踏上日本的土地。”谢桂英曾对新京报记者回忆，自己刚下飞机就遇到了松冈环接机。 松冈环，原本是日本一名普通的小学教师，20世纪80年代她了解到日本军队侵华战争在中国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大受震撼。 可当时日本国内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右翼言论甚嚣尘上，松冈环不断往返中日两国，走访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幸存者与加害者，“回日本后要制作教材､组织学习会,将历史真相告诉学生,告诉更多的日本人”｡ 谢桂英记得，在日本时，松冈环陪着自己去了大阪、东京、神户、名古屋等城市，温柔坚毅的松冈环鼓励她讲出自己的遭遇。 姜忠荣则是在媒体上见证了母亲在日本的经历，一位同事带来了印有母亲照片的报纸，他后来才了解到，那次日本之行，母亲一行人遇到了日本右翼势力的反对，有人在场外闹事喊口号，但母亲没有退缩。 谢桂英选择珍藏善意。她从日本带回一封信封，里面有几张简笔水彩画，一张画着穿和服的少女，一张画着穿旗袍的少女，背后用中日韩三种语言留下了作者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日本神户一位叫作“松田妙子”的女性。在一张用铅笔画的简笔画中，这位名叫松田妙子的女性用中文写下，“谢桂英大姐，祝我们的友谊长存！”谢桂英收到的一张小画，上面用中文写着“谢桂英大姐，祝我们的友谊长存”。新京报记者 李照 摄 2020疫情刚发生彩名堂，国内口罩紧缺，谢桂英收到一个来自日本的包裹，上面工整地用中文写着谢桂英的名字，那些雪中送炭的口罩，正是来自松冈环。 长期照顾谢桂英的侄女谢学清回忆，松冈环几乎每年都会来南京看望谢桂英和其他幸存者。她曾带着日本铭心会成员包了一个大巴车来到谢学清的家中看望谢桂英，三十多年来，松冈环的中文日益精进彩名堂，与谢桂英的对话毫无困难。 谢学清说彩名堂，今年松冈环没有来南京，但在谢桂英去世前半个月，她托人看望谢桂英并送去慰问金，这份情谊，谢学清也一直记着。谢桂英生前留下的信封里装着两张小画。新京报记者 李照 摄 “母亲这一生吃了很多苦” 姜忠荣说，母亲谢桂英这一生吃了很多苦。时局混乱民不聊生的战争年代，她16岁便早早结婚，生下两个孩子，1947年丈夫去世，谢桂英独自养育两个孩子长大。 丈夫去世后，谢桂英卖菜做点小生意，“我母亲做过很多工作，她在铁路上给工人送饭，在小饭店做过营业员，学过裁缝做垫肩，后来进入3503服装厂，还干过街道工作。” 姜忠荣还记得自己工作分配到北京，那时南京长江大桥还没通车，离开南京的前一晚，虽然经济拮据，母亲还是破费在小饭店招待了他同去北京的几个朋友，希望他们在北京互相有个照应。 谢桂英最大的爱好是听电视和广播，她最喜欢主持人孟非，从《南京零距离》到《非诚勿扰》她一期都不落下。谢桂英很喜欢听新闻，姜忠荣给她买过一个收音机，她爱不释手，连养老院的护工都知道，“老太太关心国家大事。” 晚年的谢桂英住在侄女谢学清家中。长期照顾她的谢学清回忆，九十多岁的谢桂英生活能自理，但是她牙不好，家里为她专门准备了小电饭锅，米要提前一晚上泡好才软和，把饭菜煮得烂烂的，谢桂英易便秘，饭菜里要加麻油。这些细节，在谢桂英住进养老院后，谢学清也会事无巨细地向护工交代。谢桂英清醒记得侄女的付出，临终前一段时间姑侄聊天，谢桂英拉着谢学清直抹眼泪。 七十多岁的时候，谢桂英就开始考虑自己的后事。姜忠荣说母亲信佛，20世纪90年代彩名堂，她在姜忠荣北京的家中住过一段时间，曾多次去香山潜心礼佛。她早早安排好了墓地，置办好了寿衣，是一件珍藏的袈裟。对于死亡，她似乎很从容。 今年5月初，谢桂英陷入昏迷。那时，82岁的姜忠荣也在北京做完肺癌手术没多久，害怕母亲担心，他一直没透露过自己的病情。 5月12日，姜忠荣接到母亲的病危通知，他改签了5月15日早上7点到达的车票。遗憾的是，5月15日早上6点多，谢桂英去世，他最终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新京报记者 李照编辑 陈晓舒校对 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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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不能只靠“物理叠加”，更要实现“化学融合”。2024年，两地以警务室为核心，总结提炼“江宁—博望一体化联巡联处联访工作法”，将治理触角从警务领域向城市管理、民生服务延伸：统筹两地民辅警、城管队员、网格员组建“江宁—博望一体化巡逻队（省界联合巡逻队）”，不断延伸省界共治触角，让省际边界从“治理薄弱带”变身“协同发展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