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利宫

我们党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危害一直是清醒的，反对特权的立场和措施一直是明确的。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我们党就采纳了刘伯承同志的建议，确定红军的“司令”称呼后面再加一个“员”字，意即在革命队伍中不论职务高低，每个人都是普通一员。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更是鲜明指出：“共产党员和干部应该把谋求特权和私利看成是极大的耻辱。”战争年代，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闹革命，打倒了存在了几千年的形形色色特权。今时今日，党员干部绝不能忘了初衷，绝不能容忍特权思想在自己身上滋生蔓延。

公权力姓公，也必须为公。职位越高、权力越大，党员干部就越要有敬畏之心、越要严于律己。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为民造福，用不好祸及百姓、殃及自身。老一辈革命家谢觉哉曾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进行剖析：“很多人感到这是天经地义，我的亲戚要我帮忙安排工作，觉得这是正常的。我的孩子也觉得坐我的小车，吃得比别人好，穿得比别人好，是正常的。我感到这些对我们党来讲，不正常，危险。”

当年，八机部部长、井冈山老战士陈正人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报告中写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联系群众鱼得水，脱离群众树断根。有一次百利宫，彭德怀同志视察部队。官兵正在讨论为什么一些国家老是不安宁。他听完发言后说：同志们分析的都对，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领导不愿意和大家一样坐矮板凳、硬板凳……要常坐坐矮板凳，多和战士们在一起。